今天，人类社会又走到了一个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口。具有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国家的内部正在同时经历重大的变化，而由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国际秩序和局面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动。所有这些演变汇聚激荡，最终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一坚硬的现实暴露了当下世界的政治运作方式，即出于理想的政治观念和原则的制度，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都存在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弊病。对此，政治哲学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要对自身的基础和要求提出正当性证明，而先前它只考虑对它的研究对象的正当性证明。这种证明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这些观念和原则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具有怎样的关系。政治认识论就是为此应运而生的新兴研究方向和学科。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0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政治认识论”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等多所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的近30位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由全体大会及两场分组会议组成。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副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说明了本次会议的缘起，并对前来参加大会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戈斯帕特（Stefan Gosepath）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教授分别致开幕辞。几位嘉宾在致辞中表示，当下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得重新思考政治哲学中的很多问题。政治认识论显现了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体现出高度的多元性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状况，对于未来社会中许多的问题，政治哲学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10月19日上午的全体会议继续由方博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戈斯帕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分别进行了报告。

韩水法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认识论》。韩水法教授主要讨论了何为“政治认识论”。韩老师认为政治认识论以政治哲学和认识论为基础，综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考察和研究正义观念和原则与一般知识和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在定义的基础上，针对政治认识论的具体议题，韩老师主要讨论了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1、正义观念和原则的起源；2、正义的观念和原则与认识和判断；3、某种特定的政治正义观念和原则是否在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对政治判断和决定具有优越性；4、社会现实、政治现象与政治事件；5、政治认识的主体。

戈斯帕特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自由秩序的争议和可能的改进》。在报告的开始，戈斯帕特教授指出他与韩水法教授分享着相同的议题，即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的危机与挑战。如何走出危机？戈斯帕特教授认为要重新回到对于自由主义原则自身的考察上来，并指出对于自由主义秩序的批判是一种内部批判，即自由主义话语在历史实施中并没有始终如一，甚至常常未能符合自身的原则。在报告最后，戈斯帕特教授抛出了两个思考性问题：1、是否存在更好的自由主义秩序，它们既可设想又切实可行？2、是否存在更好的能代替自由主义秩序的理论版本，它们既可设想又切实可行？

杨光斌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历史本体论与政治的弹性——政治作用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杨老师认为在历史政治学这里，历史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存在。在欧美社会史那里，现代政治制度是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社会势力严酷博弈的产物，政治是一种“因变量”；在中国政治史这里，几千年来各种社会势力都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中存续下来，政治是一种“自变量”。无论是作为因变量的政治还是作为自变量的政治，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弹性”，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变迁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杨老师认为制度变迁中历史连续性作用下的“时间空间化”，集中地体现在政治文化所支撑的政治制度上，政治是典型的历史经久演化而成的“时间容器”。

任剑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暴力、规则与德性——政治的三个认识论进路》。任老师认为政治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研究：“政治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政治”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任老师进而指出认识政治基本呈现为三个面向：一是诉诸赤裸裸暴力的军事征服，二是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治规则，三是求助于人们的德性理想，分别对应于实力论、规则论与德性论的政治认识论传统。实力论对政治的认识落于暴力陷阱，规则论对政治的解释陷于条件制约，德性论对政治的解读失于理想期待。任老师指出，在人类必须通过对政治更为健全地认识，从而更为合理谋划政治生活的情况下，约束暴力、强化规则与刚化德性，成为一个透视政治本质的必须。

李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主要讨论了从威廉姆斯到佩蒂特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路径。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而言，首要的政治问题不是某一政治制度或政策是否符合正义原则，而首先是一个霍布斯式的问题，即如何从无序或动乱中创建秩序。为了避免滑向威权主义，威廉姆斯提出“基本合法性要求”的概念，即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向他们统治的对象提供一个合法化叙事。沿着这一思路，佩蒂特提出“功能适当的国家”的概念，即以法律为依据的国家，其目的是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李老师最后指出了政治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例如“最低合法性要求”的含义不够清晰，要与传统的“实力政治”加以区别。

10月19日下午的第一会场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心宇博士主持，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王歌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曹钦副教授、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哲学与政治科学系布鲁诺兹（Philippe Brunozzi）博士、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研究员分别进行了报告。

王歌博士的报告题目是《中国传统中的母性伦理》。王老师首先指出，自由、民主等概念包含的根本性结构和当下面临的种种暴力问题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应当从这些基本概念的危机中寻求可能性，从而捍卫自由主义危机中的普遍性愿景。王老师之后报告了她的论文，重点探讨了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道家哲学里，母性作为一个伦理原则的基础概念。传统上母性被归类为“阴”或女性原则，这可能导致对母性原始本质的狭窄理解。王老师通过分析儒家、佛教和道家文献中的母性多样性，强调了母性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哲学重要性，并对比了儒家的仁与母性伦理原则之间的差异。

曹钦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含义》，主要对“政治现实主义”进行了一个概念澄清的工作。曹老师区分了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的两种含义，一是政治领域的本质或性质（在实在论的意义上），关注政治的本质或基本法则（如权力斗争），二是关注我们直接接触到的政治现象（如政府腐败）。曹老师通过分析“现实主义”一词的两种不同含义，指出了在政治理论讨论中这两种意义常被混淆的问题，并以Carl Schmitt、Thomas Hobbes、韩非子和Kenneth Waltz的观点为例，说明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

布鲁诺兹(Philippe Brunozzi)博士的报告题目是《论信念极化：无目的行为与自我知识》，介绍了Robert Talisse在其著作《过度的民主》中的理论方案，并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Talisse主张，通过参与无政治色彩的社会活动，我们可以将他人视为平等的社会伙伴，而不仅仅是政治对手。布鲁诺兹博士对Talisse的主张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点是Talisse的提议可能要求人们过于极端地剥离政治身份，第二点是仅仅参与非政治性活动不一定能使我们对他人保持更开放的态度。布鲁诺兹博士认为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引入“无目的行为”的概念，以及增强自我知识从而意识到自身身份的复杂性，帮助我们对他人持更积极的态度，从而增强对不同观点的接受能力。

李哲罕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政治认识论、公共知识和启蒙——重提与重启“德先生”和“赛先生”》。李老师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背景下，启蒙运动及其价值开始受到质疑，民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导致公共知识的耗散。李老师分析了政治激进化时代下，民主和科学如何面临挑战，并指出西方世界的政治建制和政治哲学已无法有效把握政治现实。李老师认为民主和科学的分离导致了理性在这两个领域的退出，而这种退出是现代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最后，李老师提出了解决方案，强调需要重新建立民主和科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基于理性来组织这些活动。

10月19日下午的第二会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薛丹妮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庞亮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斯一副教授、方博副教授及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汪志坚副研究员分别进行了报告。

李科林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死亡的知识：福柯论人的客体化》。李老师指出，与国家权力中心理论不同，福柯认为现代权力不再需要宏大的形式或崇高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知识和实践紧密联系，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李老师以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例，认为福柯在这本书中展现了关于身体的病理学知识和关于生命的社会制度是如何同步发展的。最后，对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李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批评：知识-权力框架取消了外在和内在的对抗，取消个体和集体的外在性关联，强调个体的内在认同。那么现代人如何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抗争？

庞亮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霍布斯的梦的理论及其政治宗教意涵》。庞老师指出霍布斯的梦的理论并不是像笛卡尔那样要为他的哲学建立一个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为了他的政治哲学服务。在霍布斯对于启示哲学的批判中，梦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通过把启示的梦转化为一种自然的梦，霍布斯动摇了启示哲学的基础，即不能通过一种启示的梦来建立宗教的权威，而霍布斯认为只有主权者才能判断区分迷信于权威。最后，庞老师针对霍布斯梦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思考，即是否国家本身也会像迷信那样只是一种幻觉，并且我们如何说明这个虚构的国家是一种必要的虚构？

陈斯一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认识你自己”：卢梭的政治认识论》。陈老师指出，宏观地看，卢梭的人性论与古典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自然是在历史中的。回到卢梭文本，怎样假设历史，怎么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怎么把这二者联系的起来，只能通过哲学的假设方法。在卢梭看来，政治状态的基础是私人财产权，而私人财产权的实质是一种零和的、必然导致依赖与斗争的社会关系，政治状态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合法性的确认和巩固。报告最后，陈老师指出卢梭思想的革命性就在于，他认为上述整个过程不仅是人类外在处境（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演变，而且以人性自身的内在演变为前提。

方博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人民意志、政治理智和经济生活——青年马克思的共和主义困境》。方老师指出《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基于激进的共和主义立场，毫不妥协地要求一种建立在普遍的民主制之上的理性政治，并因此要求人民意志和人民智力在政治过程中的统一。但对于现实的政治过程中意志要素和智力要素如何能够获得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去应对物质生活对人的持续分化。方老师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这一困境同时揭示了共和主义在现代语境中的困境，即民主政治、自由市场、普遍政治似乎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

汪志坚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罗尔斯的“两面”和马克思的自由主义批判》。汪老师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既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面，又有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汪老师指出，要回应马克思的批判并实现价值和现实的合拍，自由主义有两条途径，一是降低规范性要求，将自由主义实现领域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要求进行产权变革，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汪老师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主义价值关系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罗尔斯著作中所呈现的“两面性”。

10月20日上午全体会议由北京大学南星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张双利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教授分别进行了报告。

朱承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尚书>中的治乱认知及其应对之道》，从因“乱”求“治”、 由“乱”达“治”、“治”的境界三个层面具体展开分析。朱老师讨论了《尚书》中对秩序危机的认识，以及为政者如何通过积极应对自然挑战、改造自然、建构天命来为治理合法性找到基础，并进一步分析了《尚书》中如何通过敬德保民、建章立制、推行教化来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最后，朱老师总结了《尚书》中的政治认识是由对“乱”的忧患出发，通过建构天命、德性、制度和教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政之道，这些认识不仅具有历史性，也对当代政治生活秩序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深入的启发。

白彤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一石三鸟：对气候变化及其他挑战的儒家制度性回应》。白老师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多种解释，并讨论了道家思想在环境问题上的潜在影响。白教授接着提出了儒家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强调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在讨论儒家对环境问题的制度回应时，白老师提出了一个结合民主元素和精英元素的混合政体模型，认为这种模型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尤其针对气候变化这类长期和全球性问题。最后，白老师讨论了如何在现实政治中权衡不同利益并提出了实施上的策略，阐明了儒家政治哲学中权衡冲突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儒家混合政体更有可能支持这些政策的原因。

张双利教授作了题为《重思哈贝马斯的“黑格尔-马克思式康德主义”》的报告。张老师首先指出了现代民主政治面临两大根本挑战，一是理性基础的缺失，二是作为一种市民社会的社会前提的不足。张老师详细分析了哈贝马斯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和政治倒退趋势背景下所坚持的“黑格尔-马克思式康德主义”的立场，并指出了哈贝马斯解决方案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张老师得出了一个审慎的结论，即道德普遍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民主政治理性基础和社会前提双重缺失的解决方案。

李石教授作了题为《道德与政治的三重关系——对西方与中国政治哲学的探讨》的报告，探讨了道德与政治秩序稳定性之间的三重联系。首先，道德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来源于理性而非强权，任何政治秩序都需要得到道德的支持。其次，政治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例，领导者的言行与道德观念相符对于维持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性。最后，公民美德是制度稳定的保障。李教授通过亚里士多德对公民美德的讨论以及罗尔斯对正义感的构建，说明了公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如何有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

10月20日下午全体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科林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苑举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研究员进行了报告。

陈建洪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动物与动物政治》。陈老师强调他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霍布斯的政治动物学。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动物意象密切相关，比如《利维坦》就是用动物来命名，并作为其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关于人的动物性，陈老师接着指出，德瓦尔和罗兰兹从人的合群性和狡诈性对霍布斯进行了批评。最后，陈老师总结了霍布斯的政治动物学的主要观点：1、人是动物。人与动物具有生物学的延续性；2、人是高级动物。人是会好奇、会推理、会说话的动物；3、人是凶猛动物。在本性上人是攻击性的动物；4、人迫于畏惧暴死而自愿结成社会；5、人的攻击本性随时可能瓦解社会。

苑举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民主政治是知识，还是常识？》。苑老师认为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所有宣称为知识的事物，都负有举证的义务，因此，知识必须为真，而常识仅需要合理即可。苑老师认为在谈论知识与常识的议题上，卢梭与托克维尔在民主制度上所做的不同贡献非常适合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卢梭的民主制度立基于理论系统的建构，而托克维尔谈论美国的民主时，基于的是美国人的生活实践。最后，苑老师强调我们必须透彻地理解民主这个理想化的知识，并因此理解和落实民主制度，但同时也要依照自己的环境加以调整，随时基于理想与实际的需求，做出动态以及弹性的修正。

陈德中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谱系学的英国进路》。陈老师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哲学谱系学进一步发展出了以克雷格、威廉斯和弗里克为代表的英国进路，不同于尼采、福柯以来的“颠覆型谱系学”。谱系学的英国进路特征在于：第一，它是围绕人类的认知活动展开的分析；第二，它是在寻求一种确证而不是寻求一种颠覆。因而拓展出了一种“确证型谱系学”。陈老师认为，谱系学方法的运用使得我们可以在对于事物的本质主义的认识之外，看到事物的别样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谱系学乃是关于事物可能性的哲学。

大会最后由陈德中老师和方博老师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两位老师都表示，虽然现实政治受到各种现实的分歧和对立的制约，以致于要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越来越困难，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始终不能放弃以达成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学术交流的努力，这也是本次会议的意义。至此，为期两天的“政治认识论”会议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