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全文发表于《哲学门》第二十三卷（2022年）第一册，第356-366页。

      以下刊载的是由作者本人删节后的版本。

韩林合新译《纯粹理性批判》书影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哲学经典。在它问世以来的200多年时间里，不仅每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都无法完全绕过它，而且许多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也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来阅读这本书，希望从中获得真知与灵感。然而这本书不仅篇幅巨大，初版即长达800余页，而且内容艰深，许多论证都难于索解，更兼所使用的语言乃是一种颇为古奥的、拉丁语风格的德语，诘屈聱牙的表达和层层嵌套的长句遍布全书，即使对以德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亦难以卒读。因此，以准确而流畅的方式将这部名著完整地呈现给汉语世界的读者，就无疑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工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译者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先后推出了八个《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其中以邓晓芒与杨祖陶合作翻译的版本和李秋零的译本在当下最为流行。这两个译本均根据德文原文译出，并在译者的艰苦努力下，以流畅的现代汉语忠实再现了原著中的全部内容，从而受到读者们的广泛好评。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一个新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就多少需要一些特别的理由了。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林合教授

     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八个、也是最新的一个中译本，韩林合的译本（以下简称“新译本”）在面世之际便要面临读者的如下关切：与之前的译本相比，这个译本主要有哪些不同？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人们在阅读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尽管译者本人并未对这些问题给出专门的回答，但熟悉康德著作的人在阅读后却不难发现，该译本可以称得上是研究型翻译的典范。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先前的译者没有对康德哲学进行必要的研究；恰恰相反，上面提到的几位译者在康德研究领域都是卓有建树的专家，而他们出色的研究工作显然是与在翻译过程中建立起的对康德文本的熟稔密不可分的。不过，单就译本本身而言，新译本的确可以说以一种在汉语学界几乎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深入细致的研究融入到了译文和注释当中。下面笔者将试图从四个方面来更加具体地概述该译本的主要特点：

     （一）原汁原味的底本。《纯粹理性批判》首版于1781年；在各种批评意见的刺激下，康德又对该书进行了大幅的修订和改写，并于1787年推出了第二版。尽管在康德生前又出了三个版本（1790、1794、1799），但这些后续版本与第二版相比只有一些细枝末节上的改动，且没有证据表明康德本人参与了它们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因此，学界一般认为只有最初两个版本（即通常所谓A、B两版）才应当被视作康德本人认可（或一度认可）的权威版本。这种认可的重要性在叔本华那里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一封致出版商的信中叔本华写道：“朋友，您可以修剪杜卡特和金路易[二者均为当时流行的金币]，不过请您不要（按照当下的时尚）修剪我的句子。我正如我本人那样写作，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写作：即使您没有感受到它们，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每一个词也都有它的价值和必要性。”在临死前撰写的一份文稿中他甚至宣称：“对于那些在将来排印我的著作时有意擅加修改的人，不论修改的是一个嵌套复合句，或者哪怕只是一个词，一个音节，一个字母，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施以诅咒。”其他哲学家虽然未必表达过如此极端的观点，但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有必要对作者本人最终认可的版本予以特别的重视；尤其是在编订某部著作的历史考订版时，更应该力求恢复文本的原始样貌，而将考订校勘的部分与正文分开，以其他形式呈现出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在1894年着手编辑《康德全集》时并未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因此在100多年以后，当代的康德学者们认为有必要依据新的编纂原则和研究水平来重新编辑康德著作的历史考订版，并启动了庞大的编辑出版计划。在即将出版的新《全集》中，正文部分将全部回归康德著作早期版本的本来面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大“批判”的书名都要从现在通用的拼法（Kritik）改为康德出版时采用的拼法（Critik）。当然，在中译本中，在标点、正字法和用词规范等方面的“原貌”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不过在其他更为实质的方面，新译本也尽量严格按照《纯粹理性批判》的两个原始版本来进行翻译，这是其不同于既有的中译本的重要特点之一。

《纯粹理性批判》初版扉页

     （二）择善而从的校勘。尊重康德著作的原始版本绝不意味着无需对其进行必要的校勘。事实上，《纯粹理性批判》原始版本中明显的印刷错误便有不少，其他可能的错讹就更多了。因此，从康德在世之日起，便有不少研究者陆续提出了各自的校勘意见。这些意见大都被吸纳进了由埃德曼（B. Erdmann）编辑的“科学院版”《纯粹理性批判》（1911）和由施密特（R. Schmidt）编辑的“哲学文库版”（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纯粹理性批判》（1926）当中。前者自出版后便被学界公认为最权威的版本，而后者则在吸收前者成果的基础上，凭借简洁明快的排印方式和相对低廉的售价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成为了20世纪最为通行的《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本。后来的众多译本——包括斯密（N. K. Smith）的经典英译本（1929）、以及邓晓芒/杨祖陶的中译本等——都是根据“哲学文库版”翻译的，而李秋零的中译本采用的底本则是“科学院版”。韩林合的新译本虽然没有采用这两个版本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底本，但却充分吸收了其中标示出的校勘意见，并根据择善而从的原则将它们体现在译文当中。“择善而从”这四个字说来轻松，但要在翻译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却需要译者具有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独立而成熟的判断力。特别是涉及对嵌套长句中模棱两可的指代词的处理时，困难尤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韩林合一方面在译文中给出了他认为最合理的译法，另一方面则在注释中说明问题所在，并罗列诸家的校勘意见，以表明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解读方案。这种做法既丝毫没有掩盖文本中固有的疑点和模糊之处，又充分体现了译者深思熟虑后的判断和主见，笔者以为是最好的折中之道。

     （三）详尽无遗的注释。由于《纯粹理性批判》成书于200多年以前，不仅内容艰深，抑且征引广博，而康德又常常以自己文笔不佳为借口，甚少在可读性上下功夫，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便利读者，晚近的译本大都在注释中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新译本在注释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上都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中译本。据笔者粗略的统计，除了上面提到的（1）文本校勘以外，注释的内容还包括（2）对书中提到的人名和其他专名及引用文句的解说、（3）对某些概念的含义及其对应德文原文的说明、（4）对一些疑难语句的疏解和提示、以及（5）对特定哲学概念的辨析等。毋庸讳言，在当今这个信息检索无比方便的年代，有些注释（主要是第2类）中的内容可以很轻易地从互联网上找到，但将它们汇集起来亦有便利读者之功，且这类注释在新译本中只占一小部分，其他类型的注释则有不少都是专门研究后的结果。举例来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多次使用了“指数”（Exponent）这一概念。笔者先前虽然反复阅读过相关段落的德文原文和各种中、英文译本，但却始终对这一概念的含义不甚了了，直到在新译本的几个注释中才找到了这一概念的明确含义和历史渊源：原来在康德时代的数学实践中，指数指的是一组等比关系中的比值，而康德则在此基础上对其含义加以扩展，将其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关系谓词。这样一番解说即使没有让康德文本的意义立刻变得显豁，至少也会解开许多读者内心中的疑惑，帮助他们找到理解康德文本的正确方向。

     （四）细致入微的辨析。作为一名创造和运用概念的大师，康德率先提出或特意发扬的若干概念在批判哲学问世以来的两百多年中逐渐成为了不同宗派、不同倾向的哲学家们共同接受的一套公共的哲学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对这些概念的准确理解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上面提到的新译本中大量注释的最后一类，即对特定哲学概念的辨析，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与其他类型的注释相比，这些注释无疑更能体现译者的独到见解。当然，在新译本出版之前，学界早已对康德哲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进行过细致的辨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transzendental”（通常译作“先验的”或“超越论的”）的确切含义和恰当中译，不同学者都各抒己见，并展开了持续数轮的争辩。不过，对于这些人们熟知的有争议的概念，韩林合在新译本中并未予以过多讨论，而是基本遵循惯例、尤其是翻译康德著作时的惯例来给出译名。相反，对于一些人们之前很少留意的概念，新译本中却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解说。如康德关于“量”的学说涉及多个意思接近、但在特定语境中却必须加以区分的表达，包括德语词Quantität和Größe、以及借自拉丁语的quantum和quantitas等。这些表达之间的细微差别和相互联系很难在中译文中得到恰切的表达，在之前的中译本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澄清。然而在韩林合译本中，译者不仅说明了康德使用的这些表达在语言层面上的关联，而且还揭示了它们在康德贯穿全书的讨论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从而为读者理解康德关于“量”的学说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又如康德在谈论一个概念的“意义”时，常使用“Sinn und Bedeutung”这样的表达。人们在阅读时一般将其当作一种习惯性的固定表达而未加留意，但译者大约是在对弗雷格哲学的长期研究中养成了对这一表达非同寻常的敏感，因此对康德的相关文本展开了缜密的分析。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比对，译者注释中指出，康德确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弗雷格在“Sinn”（意义）和“Bedeutung”（意指）之间做出的著名区分，但他对这一区分的理解却与弗雷格有所不同，且康德本人对这组概念的使用也不完全一致。笔者尽管对康德和弗雷格哲学都比较熟悉，但在读到这条注释时仍然感到颇受启发。

     通过以上这些个例，相信读者们对于韩林合译本的特点会有更加具体的了解，对于笔者将其称作“研究型翻译的典范”的做法也会有更多认同。不过这世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译本，越是值得人们严肃对待的经典，往往也就越需要经受严格的批评。在笔者看来，新译本中的注释虽然提供了大量非常有用的信息，但有个别论断或许值得商榷。如译者将“Gegenstand”和“Objekt”这两个词都译作“对象”（在其他中译本中，后者一般被译作“客体”），并宣称它们“在康德文本中的意义没有任何实质差别”，就容易引发争议。的确，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读者都说不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在多数情况下也倾向于将它们等同起来；但应当注意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极为重要的、系统性的区分，并对这一观点给出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严密的哲学论证。在对这些论证进行严肃回应之前，径直否认二者之间差别的做法似乎就有些武断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支持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其实作为译者，在这种富有争议的问题上持过分鲜明的立场或许并不是最明智的；保留“对象”和“客体”之间字面上的区分，提示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将最终的判断留给读者自己，大概才是更加稳妥的做法。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评价韩林合译本的优劣得失，我们不妨将它与盖耶（P. Guyer）和伍德（A. W. Wood）合作编译的“剑桥版”《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作一番比较——后者乃是英语世界中“研究型翻译”的代表作，自1998年问世以来便成为国际康德学界广泛使用的标准版本。这一译本总计长达785页，其中康德原文的英译占624页，余下的部分则包括80页的长篇导论、大量的注释、英德词汇对照表及索引等。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一下两个译本在译文和补充材料两方面的异同。

“剑桥版”《纯粹理性批判》书影

     在译文方面，英译本的两位译者在“导论”中宣称，该译本的一大目标就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康德原作的风貌，因此他们在底本选择上采取了与韩林合译本相同的原则，将《纯粹理性批判》最初两个版本的原文当作最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惜以牺牲部分可读性为代价，从用词的一致性到句法结构等各方面都力图与康德的原文保持一致。尽管读者们对这一目标本身的合理性不无微辞，但无可否认的是该译本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对于那些通晓两种语言的人来说，阅读盖耶/伍德的英译文时的体验与阅读德文原文几无二致。英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有赖于英文和德文之间的高度相似性。但严格说来，英译文还是遗漏了德文原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是因为德文中的关系代词和指示代词有“性”的区分，而英文中则无法反映这一点，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康德的指代在德文原文中是相对清晰的，在英译文中则变得模糊了。

     由于语言本身的缘故，《纯粹理性批判》的任何中译本都无法做到像盖耶/伍德的英译本那样亦步亦趋地与康德原文保持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译文在传达康德的思想方面注定要逊色三分。事实上，由于汉语和德语之间的巨大差别，译者往往需要花更大的功夫去领会文本的确切含义，才能将其转化为流畅可读的中文；而一旦经过了这种转换，文本的意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文本的各种可能的意义——就会比英译文乃至德文原文更加清晰。经过一番对照后我们可以发现，就忠实于康德原著而言，韩林合的中译本丝毫不逊色于盖耶/伍德的英译本，并且还没有像后者那样，以牺牲可读性为代价。这也提醒我们，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其实未必有什么张力，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种译文如果过分追求在一切方面都亦步亦趋地紧跟原文，以至于让译文本身变得让人不忍卒读，那么它实际上就丧失了作为一段文本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功能，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否准确了。

     在译文之外，盖耶/伍德译本还包含大量补充材料。尽管两位译者并未明言，但通读过后却不难发现，这些材料其实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的各个主题放在康德一生的哲学发展中加以审视。为此两位译者一方面在“导论”中花费40余页篇幅详细介绍了《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前康德的思想发展，另一方面在所附的大量注释中也时常提醒读者，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哪些著作和文稿中探讨过《纯粹理性批判》中相关段落涉及的主题。这种发展史研究的意义固不待言，然而在一部对经典原著的翻译——即使是研究型的翻译——中，过多地处理这些对于理解文本本身来说并非必要的材料，恐怕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与之相比，韩林合译本虽然也添加了大量注释，但它们始终是围绕着《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本身展开的，也始终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文本服务的。因此，虽然韩林合译本中译者补充的材料未见得有盖耶/伍德译本那么丰富，但在选材的精当和实用性上却似乎更胜一筹。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还想再“借题发挥”，谈一谈研究型翻译的意义。尽管像《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这样的研究型翻译在当下的汉语学界还很罕见，但在70多年前，前辈学者陈康就已经完成了一项类似的工作：他翻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一般译作《巴门尼德篇》），共计约20万字，其中注释的篇幅大约是译文的9倍！在该书的译序中，陈康略陈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翻译理念，其中谈到这种研究型翻译的最高理想在于“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鼓舞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哲学研究者。70多年过去了，这一理想似乎并未实现，且看起来今后也很难有实现的可能。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水平一直没有长进，而是因为随着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华人学者要想与西方学者展开学术争辩，大可以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来进行，陈康本人后来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与陈康的看法不同，笔者以为研究型翻译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与西人较短长，而在于切实有效地帮助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消化西方哲学。

陈康（1902-1992）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质量良莠不齐，而即便本身很优秀的译本，往往也缺乏足够的注解和说明，因此那些希望真正读懂这些著作的人往往要求助于外文原著、或至少是权威英译本才会对自己的理解感到有把握。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倘若一种研究型的翻译能够让汉语世界中最认真的读者也不必过分倚赖外文原著，能够让汉语世界的专门学者单从中译本出发便可以准确而深入地谈论原著中种种精微奥妙之处，那才可以说实现了一部译作的最高价值。笔者并非古希腊哲学方面的专家，对陈康译作的优劣得失不敢妄加置喙，不过单就译文的可读性而言，该译本中的一些段落简直到了离开注释就完全无法理解的地步，可以说在帮助读者之前定会先吓退一大批读者。相反，从上文的论述中当可看出，韩林合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真正能让初学者读得懂、同时又让专家用得上的优秀译作。期待有更多的人一同来阅读这部译作，也期待汉语学界在不久的将来能涌现出更多的研究型翻译，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更加准确、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