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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 | “康德在中国”圆桌论坛

Source： Date：2024-05-18

4月21日下午，“康德在中国”圆桌论坛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明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黄燎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仰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双利、波士顿学院哲学系教授Dermot Moran、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主任莫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卞绍斌、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南星等出席并发言，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方博主持本次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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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博教授以参会学者的研究方向引入今天的会议主题——纯正的康德学者与康德文献的翻译者，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通者，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背景下的对话者，这些共同构成了“康德在中国”的学术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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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零教授作为引言人，以“康德哲学在中国的历程”为题，将康德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梁启超1903年开始在《新民丛报》上分期刊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开始，至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结束。在20世纪30年代，康德研究经历了一个小高潮。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可以被视为第一阶段的巅峰之作。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改革开放结束。大陆与港台的康德研究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对大陆学界而言，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二元论”、“折中主义”、“不可知论”等皆成为批判的对象。五六十年代，康德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先后出版。在这一时期，以邹化政先生的《康德哲学讲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著作浮现出来，还有个别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介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康德研究是乏善可陈的。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至2004年康德逝世200周年结束。过去述而不作的老先生们陆续将其著作交付出版。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日丹诺夫的“两军对垒”转向对各种哲学体系进行正面考察和评价。本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这本书虽然还带有一些时代的痕迹，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为康德正名的工作，对当时的康德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口号，也于这一阶段提出。康德对于人、主体性和思想解放的重视，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一个阶段从2004年开始，为了纪念康德，康德著作的一批新译本陆续出齐（例如三大批判的邓晓芒译版，李秋零的《康德著作全集》等），纪念康德的学术会议也陆续召开，迎来了一波研究成果的小爆发。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数量增多，海归学者成为了今天康德研究的主力军。第四个阶段具备如下的突出特征：一是康德生前发表的著作全部译为中文；二是康德身份的转变，从过去受批判的对象变为受尊崇的对象，康德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三是研究领域的扩大，由对三大批判的研究，延伸到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新兴话题，许多学者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康德的遗著。此外，康德研究的组织也日益健全，德国哲学学会、康德学会陆续成立。在今年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李秋零教授相信，康德哲学的研究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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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辉研究员作为引言人，以“近年来台湾的康德研究”为题，介绍了最近十年，台湾学界康德研究的发展。之所以只介绍这一批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因为此前的研究状况被收录在《康德哲学在东亚》一书中（李秋零教授讲解的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本书中）。本次引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列举2015年以来，学者以康德为主题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以显示最近康德研究的一般态势。例如王嬿翔对于康德音乐哲学的研究，陳欣白对于康德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研究等等。第二部分说明李明辉研究员自己近年来康德研究的成果，除了介绍《康德与中国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的相关论题之外，特别聚焦于virtue ethics与儒学及康德伦理学的关系。李明辉研究员反对以德性伦理学解释儒家伦理，与唐文明教授进行了商榷，且不赞成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对康德伦理学的部分批评。第三部分介绍由戴华与李瑞全所领导的两个团队对美国康德专家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的康德诠释之研究。戴华的团队集中讨论Korsgaard的康德诠释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李瑞全的团队则特别借用Korsgaard的康德研究成果来诠释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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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海峰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了康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二国际时期，对“经济决定论”的反驳使伯恩斯坦、朗格等人将康德的伦理学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演进后，社会呈现了出了很强的稳定性；此时的“经济决定论”带来了某种宿命论——人在社会结构中无能为力，变革的可能性也由此下降；而康德伦理学对于现代人的合法性斗争以及未来民主社会建构的重要性被凸显了出来。对青年卢卡奇而言，康德构成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结构的起点，一方面，康德哲学追求总体性与人的解放，另一方面，认识领域被限制在现象界，对总体性的追求与总体性在认识层面的缺失，推动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在卢卡奇眼中，康德的“物自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哲学描写。而就马克思本人而言，其青年时期是康德主义者，在晚年写作《资本论》时，“自由王国”这一概念也具备一定的康德元素。如何理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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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mot Moran教授认为，每当康德哲学进入一个国家，或面临一种新的理论语境，就会在对话中产生“新的康德”。英国的康德学会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彼时的英国学者们大多将康德视为洛克与休谟的追随者，这种经验主义者的康德形象，与历史中的康德并不相符。而就德国学界而言，1860年左右，“回到康德”的口号开始出现，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与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康德研究》（Kant Studien）得以创办，并延续至今。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则对康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讨论康德政治哲学的阿伦特都从自己的理论角度提供了对于康德哲学的阐释，并选取了康德哲学的不同侧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为理解康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康德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康德与传统中国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对话，十分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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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双利教授首先指出了讨论本次会议主题的困难——要讲述“康德在中国”，意味着我们自己已经有了一套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思想的深刻理解。因此，张双利教授选择了一个更小的话题切入点，阐释了“以康解马”路线背后的两个关键维度。第一，改革开放后，康德哲学和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内在关联，我们意识到需要重新理解社会生活中的人本身。受此影响，俞吾金等学者力图打通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俞吾金看来，康德的实践、自由等概念构成了理解马克思哲学以及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第二、在最近的五到十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吸纳了其中的三重康德思想要素。第一重在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解释中。现代人用物化意识或者说直观态度建构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被建构为第一批判意义上的外部经验世界，从而使外部生活不可被改变，卢卡奇对危机理论的阐释由此和康德哲学内在打通。第二重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理性与启蒙概念的批判中。第一批判意义上的知性和第二批判意义上的道德理性，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获得自身所需的社会前提；依凭着启蒙与公共理性的康德法哲学，存在着“无根底”的内在缺陷。第三重，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哈贝马斯希望将康德式的法哲学重新建构起来，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发，通过对已然消失的社会前提的重构（特别是登上历史舞台的福利国家与曾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将理性改善的依据填补起来。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框架之下，受到了由哈贝马斯所代表的道德普遍主义理论框架的影响。当我们将这一经历了康德因素洗礼的道德普遍主义框架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参照式的互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确地看到，它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公共话语所达到的反思性，无法触及由资本所导致的现代生活的结构性问题。第二、对于社会内部结构性问题的“社会—国家”互动式修复路径也是不可能。第三、欧洲版本的理性主义无法处理中国的现代化经验遭遇的又一重结构性问题。先发国家和被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这些在处理结构性问题上的缺陷，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带有道德普遍主义色彩的康德式解释方案高度敏感，而当这种敏感被转译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框架时，它会反向激发出在改革开放年代已经存在的对于康德哲学的敬重。我们要在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发展，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互读当中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以康解马”与“以黑解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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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斌主任以“康德的多重面孔”为题，梳理了康德哲学研究的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专业的研究人员顺沿现代知识体系的脉络进行康德文本的译介，呈现康德思想的原貌，由此形成了“我注六经”的康德学传统。第二条线索，是以康德的思想为基础进行阐发，由此形成了“六经注我”的路径。第三条线索，是康德哲学进入中国所代表的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过程，例如牟宗三先生的康德研究等。第四条线索，是数字化时代的康德思想，即在学院派职业化与自媒体市场化的互动中呈现出的康德思想。新技术与新媒介的发展，也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文本。上述的研究线索，呈现了康德的三幅面孔。第一重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赛先生”（例如康德的星云假说）。第二重是推进道德教化的“道德哲人”。第三重是“社会科学化研究倾向的思想家”（基于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视角）。最后一幅面孔凸显了康德研究与当代社会政策的关联。2016年，德国学术界召开了康德诞辰300周年的筹备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康德对当代欧洲的意义，彼时的欧盟正耽于乌克兰危机、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在场学者聚焦于民主的困境，文化断裂和移民融合等问题展开讨论。同年9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版以“当代语境中的康德思想”为主题进行了特别策划，国内诸多学者同样展开了有益的讨论。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康德”，我们力图邀请康德成为我们的当代人，邀请康德的思想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在文化背后，是古今中西问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需要立足于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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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绍斌教授引用了郑昕先生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并分享了参与本次圆桌会议的感受：当我们讨论社会现实问题、道德问题或自由问题时，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在试图消解二元论，消解本体和现象的差异，以寻求现实化；这是康德哲学与其他哲学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接下来，卞绍斌教授提出了中国康德研究走向未来的三个关键任务。一是进一步译介与把握康德原典（包括书信、笔记、手稿等）以及与康德有关的思想家（例如莱因霍尔德、门德尔松、席勒等），英美学界与德国本土的二手研究也需要我们重视（例如科斯嘉德、福斯特等）。二是核心问题的展开与阐释（例如《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概念、被译为自主或自律的autonomy、观念论与唯心论的区别，以及康德的世界概念）。三是康德研究的汇编，我们仍旧缺少年鉴、研究指南，以及对经典文本的逐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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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星教授以中国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为引，探讨了康德与人类知识（科学）的限度，强调运用当代的理论资源，通过不同学者的对话重新思考康德提出的问题。1923年，张君劢于清华以“人生观”为题举办了通俗讲座，讲义整理后发表于《清华周刊》。丁文江、胡适等人撰文反驳张君劢，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一次大论争。张君劢在他的讲座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科学知识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人生提供方向，而康德对于人类知识限度的讨论，为张君劢提供了应对论争的思想资源。在百年前的争论中，科学派似乎占据了上风，而在今天，科学的扩张或者说人们对科学的崇拜有增无减。康德之所以强调我们的知识或者科学是有限度的，是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这里的信仰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包含的道德和宗教构成了人自由的根基。康德本人认为，自己解决了知识的界限问题，为自由的可能性提供了解释。但今天的阅读者可能无法接受康德方案背后的形而上学。康德的问题是有效的，“人类自由是否可能”的确是康德以最鲜明的方式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在今天加以反思的问题，但康德的回答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通过对康德回答的反思，我们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同倾向的哲学家之间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对话（例如Daniel Dennett与Henry E. Allison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而通过对问题的重新解答，我们得以使用新知识，借助当代科学的发展，为康德曾经的洞见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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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燎宇教授借助托马斯·曼，将康德与席勒、莱辛对比，阐明了康德对当代德国文化心理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为“康德在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比照。托马斯·曼将康德的思想比喻为花粉——在康德思想飘扬的德国，即使不阅读康德，他也可以影响你。在一战时，托马斯·曼与英美学者展开论争，他希望德国能够取胜，但并不关心德国在战争中能否得到领土、资源等物质上的收益，而是认为，只有在诞生了康德美学的国度，我们才可能做到无关利害的欣赏德国的胜利。康德的哲学思想与理念，被德国思想界视为一种文化优势。在瓦尔哈拉的德意志英灵殿中，康德与席勒并列。作为启蒙思想家，莱辛与康德比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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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学者与学生随后就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展开讨论。论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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