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2日下午，“康德与当代欧陆哲学”主题圆桌论坛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3号楼205热烈展开。会议伊始，主持人刘哲教授提纲挈领地描述了康德与当代欧陆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两类哲学，即经院概念的哲学与世界概念的哲学。他指出经院概念的哲学寻求建立一套科学知识体系并仅仅追求认知的逻辑完善；而世界概念的哲学则是要把所有认知与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联系起来的科学。反思康德与当代欧陆哲学之间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我们对19世纪哲学发展历史的经典叙事，回到19世纪后半叶康德哲学概念遭遇的挑战。从1870年开始，哲学自身的功能发生显著转变。哲学不再像康德以及德国唯心论时期那样关涉理性在逻辑-形而上学构建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理解。伴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日益专业化，哲学要为科学认知提供理性奠基。在这个大背景中，（从柯亨开始的）文化哲学导向的新康德主义与胡塞尔主体性导向的现象学提供了两种发展康德先验哲学的知识论范式。同时深受两者影响的海德格，在1929年达沃斯与卡西尔的论辩中，指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目标不在知识论，而是要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重新唤醒“存在意义”之问并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达沃斯之争凸显出当代欧陆哲学的断裂，康德既不是知识论者也不是近代主体性理论的奠基人。海德格所寻求的是要重新理解人类本质，这也成为68年后法国哲学的核心使命。

随后，杨大春教授作引言人发言：康德哲学既是早期现代哲学的最典型代表也是其完成和终结，黑格尔哲学则是后期现代哲学的欧陆分枝的根源或至少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后期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既有浓厚的本土资源，又深受德国/德语哲学的影响。哲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早期现代哲学是主体形而上学，后期现代哲学代表的是主体形而上学解体之旅，当代哲学则要面对主体终结后留下的“空的空间”。作为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联姻的典型代表，后期现代哲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围绕个体实存主体而不是康德式的普遍理性主体展开“人是什么？”这一提问以及“人是目的”（Man is end）回答。作为非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配对的代表，当代哲学家福柯等人则在超越黑格尔式回答的基础上，抛弃康德式提问，渲染“人死了”（Man is end）。在以短语The ends of man / Les fins d’ homme为题进行的精彩解构分析中，德里达既深刻又有趣地展现了法国现当代哲学中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充满张力的互动。“The ends of man” 显然是 “Man is end” 的复杂化，囊括了法国现当代哲学针对人的从解释到解构的各种姿态，演示了人在“目的”和“终结”之间的不定地位。

紧接着，孙向晨教授在引言人发言中指出：康德哲学代表了近代哲学史上学院哲学的经典。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主流大多在学院之外，培根、笛卡尔是贵族，霍布斯、洛克、休谟是幕僚，斯宾诺莎是磨镜工，贝克莱是主教，莱布尼茨甚至可以说是个政治家，卢梭一开始以轻歌剧著称。他们对当时的学院派哲学大都深恶痛绝，在大学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近代哲学的正统。自康德开始，主流哲学重归学院。经过康德哲学，近代哲学的概念水平与反思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英语世界有些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便是到康德为止，康德在学院内的至高地位可见一斑。由于康德哲学在近代哲学所达到的高度，康德甚至成为了哲学的专业门槛，不懂康德哲学大概率不能算懂西方哲学；没有专研过康德，大概不能算接受过很好的哲学训练。在哲学上，康德哲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各种哲学的分水岭。康德哲学把人类生存各个领域的张力都给予了充分的展示，面对康德哲学，每一个哲学家都必须扪心自问，接下去的哲学究竟该怎么走？对于康德的解读有各种流派，有以马堡学派为代表的概念主义，也有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非概念主义解读。更关键的是康德之后的哲学怎么走，德国观念论由此出发走向了黑格尔，这样的发展甚至会交替出现，新康德主义之后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罗尔斯式康德建构主义之后，就会出现某种社群式的黑格尔主义；如果说胡塞尔是康德式的，那么海德格尔就是某种黑格尔式的哲学家。从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几乎各个流派都与康德有关，分析哲学与之有关，欧陆传统更是如此；建构性的胡塞尔从他有出发，解构性的德勒兹也与之关联，甚至列维纳斯的他异性也针对着康德式的自律。现代西方哲学似乎必须经过康德而后才走向一种新的可能性。汉语世界大抵也会如此。只有当哲学穿越了康德，才会展现出一个更宽广的思想空间。

      刘创馥教授则指出，康德不满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很多传统的讨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并把他之前的一些主要学派分成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而他自己提倡的则是批判哲学。但是在批判哲学之前，康德其实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讨论，也即在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诸多讨论中，产生了一种indifferentism，中文翻译为无所谓主义，也就是无所谓对错，或者说谁对谁错都可以。康德正是希望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庭，来真正解决这些辩论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当代，我们面临的无所谓主义其实更加严重。这种无所谓主义在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的《论扯淡》（On Bullshit）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扯淡”就是当代人所呈现的一种无所谓主义，它比谎言更是真理的敌人。因此，我们当代人亟需重新思考康德，来直面康德所曾面临的时代问题，即无所谓主义的困境。

      王齐研究员谈及了克尔凯郭尔与康德之间的某种互读的可能，即，在《哲学片段》和《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之间的一种互读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又是很扭曲的，因为这个可能性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中译本里面，而是在Werner S. Pluhard的英译本里，这个英译本的名字是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他把bloß翻译成bare，而bare有naked的意思，这就恰好就被一位康德学者从中引出一个穿衣的隐喻——纯粹理性的宗教，它像是一种裸露的机体，它有可能会穿上一种历史性的信仰的外衣。而这正好联系到《宗教》的第二版序言，在其中，康德区分了启示和纯粹的理性宗教，并认为是前者包含了后者。这相当于说，康德在做一种思想实验，试着从纯粹理性的宗教出发，是否能够推衍出历史性的宗教——最后的结论是，理性与圣经不仅是相融的，而且还是一致的。由此，这可以和克尔凯郭尔出版于1844年的小书《哲学片段》进行一种互读。简要来说，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于道成肉身原则的一个诗化重构和形而上的重构。以对于这一原则的探讨为窗口，克尔凯郭尔实际上要谈论的是永恒与时间的关系，或者说永恒意识与历史关切之间的关系。他在这个书的最后说到：如果我以后有时间，我给我的思想实验加上一个历史的外衣。因此可以说，康德与克尔凯郭尔都在做一种关于理性宗教与历史性宗教之关系的思想实验。进而，考虑到“知性”与“理性”在德语和丹麦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正如康德将上帝排除在知性的图景之外，克尔凯郭尔也恰恰认为与道成肉身原则相冲突的只是知性而非理性。这一相似性也为二者提供了更大的互读空间。

      张伟教授探讨了康德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性和中国性。关于康德哲学的当代性，张伟教授梳理了三种研究康德的当代思路：关于康德文本或文献的研究，关于康德哲学问题的研究，关于作为哲学家的康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欧陆哲学对于康德的解读遵循的逻辑是作为哲学家的康德，尽管也存在着从英美哲学中接续过来了一些以康德哲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关于康德的问题性，张伟教授列举出了康德留给我们的三个重要的问题遗产：自身意识问题、道德与情感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当代欧陆哲学在对于康德的解读以及自身发展中，虽然未必符合康德原意，但却切实地、具有创新性地给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方案和结论。这些问题和方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展开进一步的检验和探讨。关于康德的中国性，张伟教授提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问题导向，并在这一导向之中借鉴康德的资源，而非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欧美的问题意识身后。

      李科林教授讲述了康德被引入当代法国哲学的契机和路径，从语言、翻译、教学和传播等角度细致考究了康德如何逐步在法国哲学和法国社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在这一引入和传播过程中，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是康德的“直观”与“概念”之间的张力。经验性直观与先天概念之间何以沟通？概念何以具有约束具体个别经验的必然性？概念是否本源地来源于社会经验？所谓先天的概念是否仅仅是一种无根据的设定？自康德哲学被引入法国起，这些问题被一代代学者反复讨论，其影响可达后来的结构主义思潮。进而，李科林教授借助福柯的注解，谈论了《什么是启蒙》这一经典文本在不同国度的不同意义呈现方式，并激发着我们当代人重新思考启蒙问题。

      方向红教授借助康德生前完成但却未曾出版的以太论证，来表明康德与当代欧陆哲学之间的相互启发关系。在康德的论证中，“以太”或“热素”等科学词汇的使用似乎暗示着康德理论的过时，但正如康德的论证过程所实质地表明的，康德所要证明为存在的对象是一个位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先验客体、一种世界材料，而并非一个物理学对象。若借助胡塞尔的理论资源，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原-质料”（Ur-hyle），并由此而更好地理解康德整个论证的形而上学意涵。因此，我们当代人回到康德的方式，恰恰是要从更多更崭新的问题视域出发，去康德的文本里寻找可能的回答。这种来自新视域的发问，往往能够激发起来自经典文本的新答案。

      王俊教授简要勾勒了康德对于当代欧陆哲学各学派的影响，并着重谈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到康德”口号所要回应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康德哲学可以被贴上主体性、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标签，那么当我们说回到康德哲学时，我们当代人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康德本人所关切的时代问题有何异同。进一步，就康德哲学作为学院的、理性的、主体性的哲学而言，这些标签本身也亟需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扩充，因为我们细读康德文本就会看到，康德哲学内部早已蕴含着对于这些标签的反叛，比如对于学院之外的时代问题的关切、对于情感问题的重视、对于主体官能的分类，等等。

      在圆桌参与人依次发言后，论坛进入开放式讨论环节。与谈人与在场师生就“当今的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还能为科学奠基”“康德的以太论证”等问题展开了争锋。最终，论坛在有待完成的意义、问题与论辩之中完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