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忠教授分别致辞。工作坊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系主任桑明旭教授主持。

韩水法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表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缘起。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十四五规划的评估中获评优秀基地，成功获得五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意识理论研究。该研究课题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意识理论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汉语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汉语哲学，对于汉语的意识理论我们都有许多的切入点，古典汉语意识理论是大可研究的。韩水法教授对会议的承办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参加会议的各位资深专家学者，以及参与会议筹备的师生表示感谢。

陈忠教授首先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能邀请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参与到本次高端会议中，本次会议对苏州大学哲学学科和学校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哲学，它是在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是综合性的，本次会议的召开就具有学科的沟通融合交流的重要意义。他其次表达了期待。他认为本次会议能给我们提供许多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智慧，汉语意识理论能为整个哲学的新发展打开方向。他期待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汉语意识理论课题组的专家们能计划再次来苏州举办相关会议，促进院系间的多方合作。最后他还表达了希望能以此会议为契机，促进苏州大学哲学系进入与中国最顶尖的学校进行交流的愿景。

开幕式的最后，桑明旭教授介绍了苏州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城市哲学和管理哲学这两个特色方向，他期待各位专家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苏州大学哲学学科特别是外国哲学的建设与发展。

本次会议共设四场学术报告，主要由四位主持人和与会专家围绕项目主题发言。

第一场报告由南京大学王恒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和北京大学郑开教授分别进行报告。

陈少明教授报告的主题是“道家哲学中的玄言与描述”。陈少明教授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哲学不仅是论题，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它不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深刻动人。他在哲学论述中区分出玄言与描述两种话语方式。描述是以具体名词、动词为主体的句子，主要是叙述情节或故事，引发情景想象，而玄言则主要以抽象概念组成的命题和理论为主，后者主要表现在玄学或思辨哲学中。接着陈少明教授以维特根斯坦、老子《道德经》和《庄子》等哲学家及其文本为例，说明哲学描述和玄言的不同表现。他认为思辨哲学强化了玄言的哲学地位，影响了教科书的态度。《庄子》中“庄周梦蝶”的描述所包含的怀疑论，引发对主体论的解构，但教科书式的论著则更重视《庄子》中许多“玄言”所表达的概念、如“有”与“无”等等。他主张要重视哲学描述，诸如关注各种思想实验，不要被“抽象”的枷锁所束缚。描述是一项需要我们重视的思想技能。

韩水法教授的报告主题是”<论语>中的心与心灵”。韩水法教授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语-思想秩序”。韩水法教授认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包含内在的秩序，它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在宏观的历史中是变动的。但这种变动是体系性的变动，就如一种语言的音韵系统的体系地演变那样。这样的秩序及其变动就会展现思想及其表达的独特性。第二部分是“上古汉语心灵系统”。上古汉语思想包含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后者由心灵和神灵两个系统构成。汉语哲学作为一种范式，为揭示上古汉语文献的心灵系统提供了原则和方法。因此，人们可以运用心灵哲学、语言学等方法来追复和重构这个系统。第三个部分是“《论语》中的心与心灵”。韩水法教授认为，“心”这一语词在《论语》中虽然只出现了六次，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意识活动和情感现象。语句分析和字词解析为考察《论语》所呈现的心灵系统的部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郑开教授的报告主题是”诚与诚意“。郑开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诚”与“诚意”都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然而《中庸》仅言“诚”，《大学》说“诚意”，二者具有明显区别。古代哲学的思想逻辑是：知觉（天官）引发“意”“欲”“识”“志”等心理反应，所谓“知，接也”；而儒家哲学又认为精神知觉（比如说心）触动“诚意”，问题是如何把“诚意”与一般意义上的“心里意识活动”区别开来，“道德心理学”能否解决良知学的问题呢？郑开教授尝试诉诸先秦儒家哲学澄清宋明理学的某些问题。他认为，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把先秦原始儒学的“诚”转换为“诚意”，由此走向一条自省、反思和磨砺道德意识的内圣之途，甚至陷溺于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可笑境地，或者流荡于瞬间的感触和印象，流弊日深。早期思想世界的“诚”主要指特殊的精神状态，颇具精神知觉性、精神境界的意味。“诚意”概念则难免不被私心杂念的日常意识流所左右。现代学人比照、援引道德心理学探问良知学，或参照现象学分析唯识学，固然有一定的比较会通之意义，但也应该注意到其局限性。

第二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周程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文兵教授、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科林教授分别进行报告。

文兵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自主知识创造“。文兵教授主要是通过一些语词及其译词来展示思想体系的不同差异，如通过在词源学上考察“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与“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这两个概念的差异，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着重大的差异，而 “共同价值”这一概念又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着内在关联。这也是文兵教授试图为了回答中西之间对话是否可以沿用一些既有概念的问题所做的尝试。他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坚持中国自主知识创造的态度，避免自缚手脚，要使用既能充分表达我们的态度，又能让西方也完全能听懂的语词。文兵教授最后还讨论了“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一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市民”或“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叠加，它已有比较确定一内涵，否则就可能导致很严重的误解。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含义与古希腊的用法也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语词背后也表明了不同的时代差异。

张双利教授报告的主题是”重思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的批判“，该报告主要基于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基本的框架之争，亦即意识理论的流变。张双利教授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停留于意识哲学的框架之内，以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权力关系为参照，理解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而哈贝马斯则重解了阿多诺的“模仿”概念，用人与人之间的以语言为中介的沟通关系来说明未被毁坏的主体间性关系。但张双利教授认为哈贝马斯表面上看来将意识哲学成功地转型为主体间性哲学，通过语言哲学当中的意识理论尤其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发展出了自己的形式语用学，但问题是他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意识理论做了扭转，他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将处理人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框架直接移植到另外两个领域当中，即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与人和自身关系的处理中，试图将之作为基础让它同时支撑我们和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但却忽略了考虑作为前提的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原本的悖论关系。

李科林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艺’的技术性收缩“，该报告的起源在于西学引入中国时，人们对艺术的内涵的理解有一个基础性的收缩。人们赋予艺术自由创造的想象力，从而有意避开了艺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理论的和技术的内涵，以便于我们在翻译艺术这一词的时候区别于基础的理论和技术类的知识。从另一个层面讲，即是艺术所包含的技术性的元素在当下发生了一种实质性的收缩。因此，李科林教授的报告从“艺术”的普遍性这一问题切入进行发问。她认为，虽然有“艺术”作品的普遍性，如全球艺术史提供的那样，但有没有普遍的“艺术观念”，亦即“艺术”理念的普遍性？她通过古汉语中“艺”和“术”的字源考古，亦即六艺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关系的辨析凸显了六艺的技术性，例如礼与乐的关系所表明的程序的繁琐性，和六艺作为“小学”的性质等等。然而艺术一词是在西学引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内涵和外延的现代概念。“艺”在被挪用和嫁接的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于西方的形式性审美鉴赏，另一方面，也减弱了在中国早期教育中的关于身体的技术性训练。

第三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中山大学张伟教授和苏州大学朱光磊教授分别进行报告。

董平教授以“古代汉语中的第一人称问题”为题，通过对古典汉语世界中“我”“己”“吾”的不同用法的辨析，探讨了中国哲学语境中对自我存在的独特领会方式。董平教授指出，“我”“己”“吾”这三个第一人称代词在用法和语意上具有显著区分。就用法来说，“我”和“己”既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宾词。“吾”则不能做宾词，只能做主语。就语意来说，“吾”表达的是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反身性言说，“己”表达的是内在的本质自我，是超越个体之上的“真我”、“大我”，具有普遍性和共相性，“我”表达的是外在的非本质自我，是局限于眼耳鼻舌身的“小我”、“私我”，不具有普遍性和共相性。在作了这些基本规定之后，董平教授旁征博引了汉语经典中的诸多例证。例如，庄子著名的“吾丧我”，不能够反过来讲“我丧吾”；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不能够表达为“我欲立而立人”；“君子求诸己”不能够讲成“求诸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的“毋我”不能够替换为“毋己”。董平教授也特别指出，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思”并非西方哲学通常所讲的思维，而是特指一种内省。君子有九思中的“九思”便是就九个方面对自己的日常行为进行反身性省察，成为了君子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诚”为天之道，所谓“思诚”便是要“反身而诚”，这是人之道。

张伟教授以“恭敬与羞怯——儒家礼治与希腊政治的端绪”为题，思考并尝试回答了下面这个非常别致的问题：如果说希腊哲学发端于惊异这种基本情绪，那么，希腊政治和儒家礼治是否有相应的基本情绪作为各自的端绪？张伟教授首先跟随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Klaus Held）的思考谈到，在希腊人的世界中，意见和知识之间是断裂的。意见意味着对特殊世界的自然的态度表达，知识则是将世界课题化，朝向普全的世界。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明智就处在意见和知识之间的中间地带。参与到政治的公共话语世界中，需要超出个体的特殊世界，进入到他人的特殊世界之中，学会站在他人视角去思维（康德意义上的“扩展的思维方式”），以求达成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共识。这就要求要抑制自己在世界中的显现，通过这种抑制，其他人的显现才能有空间。这便是羞怯这种情绪。羞怯能够起到驱动政治世界的共同生活的作用。在儒家礼治中，恭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是对自身伦理状态的自我检视，敬表达的则是在恭的基础上对他人（上位者，如统治者、父母、祖宗等）所保有的虔诚敬畏之心和相应举止。礼是恭敬的外化，指的是表达恭和敬这种心理状态的合宜规范行为。张伟教授进而指出，从恭敬和羞怯这两种作为端绪的情绪的差异出发，能够获得一种独特的审思儒家礼治和希腊政治之差异的视角。

朱光磊教授以“论存在根源的汉语表达”为题，提炼出了古典汉语对于存在的多重表达方式和多重理解方式。朱光磊教授指出，在汉语中，有、诚、是、生、道，均可用来表达存在，当作动词使用时，表达的是行动，当作名词使用时，表达的是状态。进而，为了给予存在以方向，便有了对存在根源的追问。当把存在的根源落脚在主体性时，便有了心体、仁、良知、四端、道心、般若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一系列讲法。当把存在的根源落脚在实体性时，便有了理体、性、太极、佛性、真如本体这一系列讲法。此外，像自然、大化、如如相这些讲法，虽然也在表达存在之根源，但表达的却是一种无根源的存在根源。最后，朱光磊教授还特别指出，诸如“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王阳明）、“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黄宗羲）这样的讲法，表达的则是一种去体而有方向的存在，既承认生存的开放性、丰富性，同时又强调存在的方向性。

第四场报告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王俊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李兰芬教授、苏州大学李红霞副教授和中山大学陈建洪教授分别进行报告。

李兰芬教授以“解经与行事的言意问题——汤用彤对言意之辨的解读”为题，通过对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以及相关论著的的梳理，细致分析了汤用彤如何以“言意之辨”为引线，来解析汉魏学术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向。李兰芬教授指出，在汤用彤看来，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用来会通儒道、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法。汉儒解经往往将玄理与具体的人事、物像混同一处，流于驳杂。魏晋玄士则着力于运用言意之辨这种新的解经方式，发掘出儒家经典中的形上学之新义，从而使得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和普遍性品格得以宏发，并揭示其对于人事、物象、社会政治乃至于个体人生的统御作用。李兰芬教授特别强调，这一点恰恰是汤用彤在解读魏晋玄学时，极为看重的一点。

李红霞副教授以“王阳明‘岩中花树’的现象学和存在论意味探究”为题，对王阳明的“岩中花树”和海德格尔的“一棵鲜花盛开的树”进行了跨文化的互释。李红霞副教授指出，王阳明的“岩中花树”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广为流传的一个审美场景和意象。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解释维度中，花树的闪现、人与花树的同时明亮起来，往往与阳明的良知说紧密相连，作为人的本心的良知良能、本性具足最确凿无疑的证明。但在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语境中，通过现象学方法的诠释，“岩中花树”成为了存在意义得以敞开和显明的重要审美案例，同时也将成为重新解释和建构中国古代美学的经典案例。李红霞副教授进一步点出，通过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的视域融合与互通诠释，能够推动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与发展。

陈建洪教授以“论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为题，讨论了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 一书中常常被忽视的命题。陈建洪教授指出，人们在阅读和讨论《乡土中国》时，关注的焦点通常在于前半部所涉的差序格局和同心圆社会结构，后半部所涉的无为政治和权力分析，如今则很少得到关注。对费孝通来说，乡土社会自成一体，它的根本秩序并不由积极活跃的政治权力所决定，而是由儒家伦理礼俗的教化权力所调节。政治权力在乡土社会中受到两道防线的限制：一是政治哲学中的无为主义，二是作为无形轨道的绅权缓冲。由此，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主张，政统和道统、皇权和绅权在古典中国世界之中实际上是分域并行的。陈建洪教授也进一步提出了几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无为政治究竟是作为理念还是作为现实描述？皇权绅权究竟是分域并行还是主从附庸？有没有无为政治？

本次论坛的目的是从新视角着眼、以新方法入手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探索，重在新思路和新观念的激荡与对话。而在每一场报告的自由提问与讨论环节也充分表明了本次论坛目的顺利圆满达成。每一场报告之后与会专家都积极热烈地提出了诸多问题，问题的搜集与积累也超出了预料，报告人也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一一给予回答和交流，诸位专家也纷纷参与讨论。只是囿于时间之有限性，报告与讨论环节令人意犹未尽。

论坛的闭幕式由苏州大学哲学学科带头人车玉玲教授主持，并与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分别致辞。

车玉玲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来苏州大学参加会议表示了感谢。她说，思想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本次会议对于古典汉语的追问对我们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有重大意义。从学者们的报告中她感受到，在最初的语言之中包含着我们最丰富的存在方式、文明方式，那就是互相尊重平等，敬畏多元，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寻到最原初、最完整的存在，这些能够回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困境，包括理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让汉语回到汉语自身的表达，恢复语言中本来应该有的韵律和美感，在语言之中找到纠偏我们前进方向的参照系，建构我们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价值观，摆脱西方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的塑造，使我们的学术真正能够走出学徒状态，让古典语言再度青春。最后，她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所有的人全程高度专注参与的会议。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期待大家以后再能相聚苏州。

陈少明教授在致辞中围绕着会议报告和讨论进行了回应并表达了对汉语哲学研究的期待。陈少明教授认为，语言的整体变迁，语言、语音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但并非一定是转变的，例如，语言在中心地带往往变化很快，而在边远地区则相对较为固定，变迁慢的语言因此也是边缘的。他指出，我们对经验、对普遍性的理解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西方哲学的逻辑的必然性，另一个就是与之相区分的经验的普遍。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辨析一个概念往往会追溯它的来源、怎么应用或者说是直观上已经遇到的相关问题，而汉语哲学的研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与以往的类似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都不同。汉语哲学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他期待汉语哲学能做得越来越好。

本次论坛与会学者研究方向包括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和美学等领域，报告和讨论涉及认知、道德和审美判断等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来自全国哲学学院和哲学系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苏州大学哲学系王一成、张晨耕、王光耀、邓苗等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旁听学习了本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