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2023年度秋季论坛在中关新园一号楼第一会议室成功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和青年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2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教授致开幕词，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韩水法老师简要说明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春秋论坛的主旨，并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不完善的存在”，指出其体现了形而上学、心灵哲学、道德哲学、知识论等不同哲学分支学科的综合视野，认为这体现了秋季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研究哲学基础问题，也体现了外国哲学研究所作为全国重点教育基地着重推动哲学基础研究的宗旨。

第一天上午的报告主要围绕情感哲学。浙江大学的安冬首先作了题为“Accidental Agent-Regret and the Observer’s Expectation”的报告，报告从Bernard Williams提出的“行动者遗憾”（Agent-Regret）概念出发，处理了与旁观者期待相关的问题。安冬提出了解决“错误优势”（false positive）难题的两种主张，一是从经验角度提出旁观者所期待的可能并非是内疚，而是超出传统道德情绪的其他情绪；二是从规范性角度说明旁观者的期待本身存在偏差，旁观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期待，并不是因为旁观者需要判断在应该感觉到内疚的事件中行动者是否感到内疚，而是出于我们的一种过度普遍化的错误倾向。

第二场报告题为“情绪作为不完满者的行动”，报告人是浙江大学的李忠伟。李忠伟指出，传统上对情绪有两种相反的理论：情绪要么是对生理性变化的感觉，要么是对事物价值的某种形式的判断。与之相对，李忠伟论证情绪是不完满者（能力有限、易受伤害、脆弱等）在多变环境中自我保存和完善所必须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某种行动论（enactivist）的情感理解：人的情绪是某种依赖实践性知识与理解的应对行动，旨在改变世界和自我的某些方面。

第三场报告题为“Unvirtuous Emotions”，报告人是浙江大学的柯晓宇。柯晓宇首先介绍了亚里士多德情绪理论中恰当情绪的必要条件，其次介绍了情境主义对恰当情绪理论的挑战，即我们的情感太容易受到与道德和认识论无关的偶然情感的影响。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柯晓宇基于情感科学的经验证据提出了解决方案，认为行为主体可以发展出与情绪智能相关的能力以抵御偶然情感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更稳固的情绪倾向，由此为美德的心理可实现性提供了辩护，也为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辩护。

上午场的最后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的詹心怡带来，题为“On the Biological Rationality of Recalcitrant Emotion”。詹心怡以判断论和知觉论的争论开场，指出要解决这一持久分歧，至少需要澄清顽固情绪合乎理性与非理性的面相。不同于认知理性和策略理性用来说明顽固情绪的非理性因素，提出生物理性这一新概念试图更好地说明顽固情绪具有合理因素的直觉。

当日下午的讨论更多围绕知识论和相关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的展翼文首先作了题为“Inquiry as deep and uncertain, not shallow and secure”的报告。展翼文指出，我们的理性信念一般都是对问题敏感的。此外，要使一个信念合理，它应该建立在一个可靠的探究过程之上，这个探究过程由（可能）多个子任务和多个子问题组成，并且对于归纳性信念来说，其探究过程是非决定性的。在这一背景下，展翼文讨论了对“处于知道p的认知位置上”（‘being in a position to know p’,）这一表述的不同理解，并且提出了一种问题敏感的对证成的分析，它保留了一般证成理论的主要要求，并能更好地兼容外部主义和内部主义的理论直觉。

第二场报告题为“Defective Society and Epistemic Vice”，报告人为香港大学的何锦华。何锦华聚焦于缺陷社会中的信息交流这一话题，主张以实用主义的立场来论证证言知识的合理性。他指出，拥有与知识传递相关的机制与因素促使一个社会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是健全的，而与之相对，一些不完美或有缺陷的社会则缺少相关的社会机制与因素。在理论上，证言正常主义可以为被传递的知识设置一个基于相关社会具体情况的证成标准。如此即使没有社会层面的保证，缺陷社会的成员也可以基于其他方面的支持来说明至少他们的一些信念是知识。最后，何锦华从实践维度论证，由于缺少相关的健全的社会机制，缺陷社会的成员只能通过效率更低同时风险更高的方式获得某些知识，这导致了认知的匮乏和偏差。

第四场报告题为“Understanding our limits as a philosopher”，报告人为南京大学的胡星铭。胡星铭从一个潜在的假设出发，即做二流或更低的工作不会让你的学术生活（足够）有意义，首先根据Susan Wolf对生命意义的描述来批判性地审视这一假设，并对对沃尔夫的说法提出质疑，提出如果我们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我们的能力和限制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并且我们通过适当的方式对我们的限制作出反应、为别人树立榜样，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

下午场的最后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的王瑾辉带来，题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更好的世界吗？——论模态怀疑论对恶的问题的回应”。王瑾辉从Peter van Inwagen的模态怀疑论对于恶的证据论证的回应出发，指出了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以及怀疑的有神论所面临的一般困难，并给出了一种更加可取的模态可错论方案，从而为恶的证据论证提供辩护。

第二天上午的报告主要围绕哲学史和古希腊哲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洪亮首先作了题为“‘形态自由’及其局限——基于‘脆弱性’的宗教哲学视角”的报告，从宗教学的角度考察超人类主义是否能被视为一种宗教。洪亮首先考察超人类主义对宗教的功能性定义，其次分析超人类主义的核心概念“形态自由”的内涵，指出“形态自由”的终极旨归是征服死亡，最后从死亡观、永恒观以及共同体观三个内涵性视角得出结论：超人类主义难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第二场报告题为“普罗提诺论自杀”，报告人为东南大学的葛天勤。他从普罗提诺《九章集》I.4和I.9中看似相反的自杀观出发，论证普罗提诺自始至终都反对带着激情的自杀行为。葛天勤指出，普罗提诺认为，在面临极大的痛苦、以至于不可能在获得进一步幸福的时候，人们通过理性灵魂的决断而选择死亡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是理性灵魂，在这种情况下的“理性自杀”可以让理性灵魂脱离躯体，有助于理性灵魂向太一回归。

第三场报告题为“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Three Models of Evil in Plato”，报告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玮。他首先指出，柏拉图有三个关于“恶”的模型，分别是“理智模型”、“冲突模型”和“生理模型”。刘玮依次论证了“理智模型”贯穿了柏拉图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对话的始终，“冲突模型”则从中期对话开始延续到晚期对话，“生理模型”最晚出现，并与前两个模型结合，形成了对“恶”的完整解释。

第四场报告题为“亚里士多德论勇敢者的恐惧”，报告人为浙江大学的陈玮。她首先引出亚里士多德的“勇敢”美德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勇敢者面对危险是否会感到恐惧；第二，勇敢者在行动中是否感到快乐。她指出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与否定的回答都会带来难以令人满意的理论后果。她的报告的主旨就是要处理第一个问题，即勇敢是否感到恐惧，如果有恐惧，是什么样的恐惧。陈玮认为勇敢者会感到恐惧，并且主张这种恐惧对勇敢行动而言具有积极作用。她的论证策略是打破理性-欲望/情感二分的心理模型，论证恐惧作为一种情感对勇敢而言是构成性要素。

本场最后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的李文琪带来，题为“亚里士多德论不自制者的认知状态”。他首先展示了实践三段论在不自制行动中的运用，引出不自制者对实践三段论的无知是它的小前提还是结论的疑难。其次，综述了“小前提解释”和“结论解释”在面对亚里士多德文本时各自的优缺点，并尝试为“小前提解释”提供新的辩护。李文琪论证了行动者对命题具有不同知识：一种是对命题内容具有知识，一种是把命题用作实践三段论的小前提。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不自制者对实践三段论中小前提的命题内容拥有知识，但并不拥有把它用作实践三段论小前提的知识。

3日下午的报告主要在实践哲学领域展开。武汉大学的刘晓飞首先作了题为“被损害的与被设计的——操控难题的另一种回应思路”的报告。刘晓飞首先介绍了目前主流的相容论立场回应“操控难题”的策略，即从被操控者的主体能力如何被操控行为所损害这一视角出发进行回应，而他提出了一种目前文献中较少被讨论的操控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为“设计者视角”这一回应策略做出辩护。

第二场报告题为“词汇消声：负面词语何以限制语言”，报告人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刘畅。刘畅首先从“词汇消声”（lexical silencing）这种语言现象出发，指出一种语言难以对某些对象做出赞美、支持等积极的言语行为，因为谈论该对象唯一（或最主要）的词语是负面词语。刘畅介绍了两种导致词汇消声的机制，一是蔑称与称赞等正面言语行为不相容，二是某些“有载词”（loaded words）会产生刻板印象推理。最后，刘畅总结了几种应对词汇消声的策略。

第三场报告题为“‘残’是否必然导致‘障’？——反思健全者中心主义”，报告人为中山大学的张萌。张萌首先从健全者中心主义（ablism）看待残障问题的方式出发，指出这一视角主导的“医学模式”导致残障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消极属性的概念。通过对“残”与“障”关系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张萌主张一种基于可行能力框架的理解残障问题的新角度。

第四场报告题为“论消极道德恶”，报告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张梁。他首先要全面地理解道德恶的概念，不仅需要理解建立在积极行为上的错误，而且需要考虑那些不以应有的方式行使认知控制能力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张梁提出了一种消极道德恶的概念，主张当一个人没有（足够地）行使他本该行使的认识控制能力从而导致无知之过时，就会犯下一种无知之过，有必要将这种过错作为一种道德恶来严肃对待。

本场最后一场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胡可欣带来，题为“盲目的心灵之眼：心盲症的知觉论解释”。胡可欣基于Bence Nanay提出的知觉论的强版本，主张心理表象构成了知觉状态的一个子集，并针对对这一观点的批评，从无意识知觉心理意象出发为心盲症提供知觉论解释。最后，胡可欣总结了这一解释方案的意义，即心理意象可能不仅是知觉状态，而是更广泛认知过程的一种规范表征工具。

会议最后，会议召集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程炜向所有与会学人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热诚的报告和坦率的讨论，以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系对本次活动的支持。至此，此次工作坊圆满落幕。